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报告

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报告
被拆下的十字架(网络图片)

通过调查中共政权下的宗教自由状况,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中国统治阶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宗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是他们努力消灭宗教的初衷始终没变,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更是没有宗教自由可言。

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发布。我们姑且善意地认为这些报告的编者都是真心关注宗教自由的。然而,其中有些报告存在一些问题,即使没有问题也有待改进。这些报告囊括了很多宝贵的细节信息,并提到一些个案,但是,关于全局状况,它们有时会忽略两点。第一点,政治思想问题,也就是说,中共宗教政策的整体意图是什么,现在习近平的宗教政策的目的又是什么。第二点,法律框架问题,比方说,家庭教会通常会与那些被定为”邪教“的宗教团体归为一类,然而,未划归”邪教”的家庭教会与”邪教”的法律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封建帝制时代

要谈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就不得不说,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过宗教自由。在中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帝王有特权来决定推广哪些宗教,容许哪些宗教存在,或迫害哪些宗教。公元5世纪至10世纪期间,当政者至少曾四次试图让佛教彻底从中国消失。明朝末期,当政者创建了「邪教」这个法律条目来指代”非传统教义”,帝王颁布圣旨将一些宗教团体列入“邪教”名单并进行残酷迫害(这通常意味着这些宗教的领袖和大量信徒遭到杀害)。帝王根据自己的喜好,并结合政治考量,决定哪些群体属于”邪教”。 1725年,整个基督教被宣布为”邪教”并遭到严重迫害,19世纪时,迫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境况才有所改变。帝王总是对新兴宗教团体产生猜疑(确实有一些宣扬千禧年空想的新兴宗教团体曾试图推翻政府),并且把它们列为”邪教”。如果他们对这些宗教团体心存疑虑,就会视其由”白莲教”演变而来。真正的白莲教出现在中世纪时期,但是被后人与其他一些宗教团体混为一谈。现代学者已经证实,这样归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这些宗教团体与真正的”白莲教”并无关联。

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同样没有宗教自由。从理论上讲,中华民国宣扬要借鉴西方的宗教自由政策,但实际上,其政策严重受到学者的影响,而这些学者要么是推崇欧洲启蒙运动的无神论者,要么是把中国传统宗教视为迷信活动的自由派基督徒,他们受法国大革命启发,认为现代化发展需要对宗教加以控制与限制。他们的口号之一是”改寺兴学”,导致上千所佛寺、道观、孔庙或被拆毁,或沦为世俗学校。民间信仰被当作迷信遭到打压,”邪教”名单的颁布始终没有停止过,政府对新兴宗教的敌对态度也丝毫未变,只是理由有所不同而已。新兴宗教依旧遭到迫害,但并不是因为其威胁到官方批准的宗教,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对维新和进步构成了威胁。对于个别基督教派别,只要被认为是进步的、不强势的,并且有利于现代化,就被默许存在,有些甚至得到推广。

台湾在戒严期间仍然奉行上述大多数政策,直到1987年,台湾的形势才变得较有利于宗教自由,新兴宗教才得以自由地蓬勃发展,并且使得台湾成为世界上存在最多新兴宗教团体的地区之一。

毛泽东时代早期

1949年,毛泽东(1893—1976年)在中国建立了他的共产政权。时至今日,关于他在宗教方面的一些记载仍然保密,但是那些已知的、公开的思想及言论已足以看出他前后两个时期对待信徒的不同态度。尽管毛泽东偶尔发表一些有神论观点,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并且完全奉行铲除宗教的政策。但中共执政之初,毛曾认为,立即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宗教信徒加以残酷迫害并不合时宜,也没有必要。说不合时宜,是因为这会给这个新成立的共产政权的形象及其国际关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说没有必要,则是因为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列主义信条拥戴者,毛泽东坚信,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在中国形成,宗教会因为失去其生存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而逐渐地自行消失。这在苏联没有得到实现,但是毛泽东认为那是苏维埃共产主义存在缺陷造成的,而真正彻底的马列主义将在中国首次得以实现。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就对宗教置之不理了。他认为宗教逐步消亡的过程始终需要中共的从旁辅助,并且由中共管理、加速这一进程,而且他采取了四项措施来实施该政策。首先是驱逐一切外国传教士,然后拉拢一些支持中共的信徒作为同行者,共同创办了由中共严密控制的五大协会,并且确信所有宗教团体都应该被吸纳进这五个协会,即基督教三自爱国会(1954年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53年成立),中国道教协会(1957年成立),和独立于梵蒂冈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1957年成立),后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简称天主教爱国会。

第三,收紧对新疆穆斯林的管制,并在1950年入驻西藏后也加强了对藏传佛教徒的管控。正如现代学者所说,毛泽东先是残酷迫害西藏以外地区的藏传佛教徒,当西藏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他又把藏民的反抗作为在当地实施迫害的一个借口。

第四,沿袭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和民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打击被列为”邪教”的新兴宗教团体,尽管由于他个人思想的缘故(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这些团体属于宗教),他更喜欢用”反动会道门“这样的说法,而不是把它们称为”邪教”。毛泽东对大型新兴宗教团体一贯道的迫害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根据警方报告,1953年至1954年期间,该团体领袖和组织者共计约82万以及1300万信徒被抓捕,数千人在中共监狱里被杀害。因为当代一贯道正谨言慎行,试图让中国重新接纳它,所以它无意于搞任何宣传活动回顾其20世纪50年代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但是了解它受迫害的惨烈程度非常重要,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中共此后对”邪教”组织的迫害。

文革时期

毛泽东的措施并没有起作用。虽然中共体制实施后,政权得到巩固,但宗教没有任何要消失的迹象,反而兴盛了起来,其中,最有生机、发展最迅速的则要数基督教教会,而这些教会均坚决拒绝加入政府管控的三自教会。历史学家已经确证,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因为”软招“失败后,中共要暴力铲除宗教,而且正是毛泽东本人(无人操纵他)发起了文革等暴行。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间,所有的宗教团体和机构都被肃清,包括中共成立和管控的五大获官方批准的宗教。无数寺庙、教堂、清真寺被毁,中国很多重要的精神、艺术和文化遗产永远地消失了。只要家里有一本《圣经》或者一尊佛像,就足以导致被抓捕,甚至被杀害。至少50万信徒(可能更多)或被处决或死于劳教所。 1970年初,红卫兵宣布中国的宗教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邓小平时代

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邓小平(1904—1997年)上台执政。邓小平意识到,这场运动不仅是对中国文化与古迹的破坏,更是对中国经济与中共政权的极大破坏,所以迅速给文革划上了句号。他提出文革是个灾难性错误,这个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有一样东西文革未能摧毁,那就是宗教。当一切尘埃落定,人们清楚地看到,虽然成千上万的信徒遇害,但是宗教却因转入地下得以存续下来。

邓小平并没有批判共产主义,但是他认为,要想让宗教败落,绝非几年、几十年就能达到的,而是需要几百年。 1982年,他颁布了著名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恢复官方批准的五大宗教文革前的地位。邓小平甚至默许了「灰色市场」那些未经准许的宗教的存在,但是附加了种种限制。比如说,1983年,也就是颁布19号文件后仅仅一年,呼喊派就被定为”邪教”加以取缔,同时,政府鼓励练气功等传统活动,但政府将这些定义为文化传统,而非宗教传统。我们不应该把邓小平容忍有限宗教的体制与宗教自由混为一谈。天主教地下教会和一些家庭教会依然受迫害,”科学无神论”的宣传也并未停止。但相对来说,邓小平时代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宗教政策较为宽松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邓小平时代的政策在他的继任者们执政期间得以延续,直到习近平2012年上台。

然而,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情况却每况愈下。从19号文件中的”加强对宗教的社会主义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频繁出现在各大文件中的流行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共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在2004年新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中有所反映。从1989年邓小平卸任到2012年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有三件事标志着中国宗教状况的恶化。第一件事,从1995年起,中共对”邪教”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新兴宗教团体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91年成立的全能神教会。自1995年起,”邪教”名单就成了中共实施大规模迫害的一个主要手段,这让人不禁想起20世纪50年代当局对一贯道的镇压。

第二件事,1999年,中共跟法轮功翻脸。此前,法轮功受益于中共容许、推广气功的政策,所以与其保持多年的良好关系。 1999年法轮功被定为”邪教”后,遭受的迫害范围极广,也极残酷。第三件事,2001年9月11日的美国恐怖袭击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打击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借口,诬蔑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恐怖主义。

中共将”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看为同义词,这同样成了对藏传佛教徒进行新一轮打击的借口。自相矛盾的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的苏联解体使得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处境愈发艰难。只要苏联存在,中共就担心新疆的任何动荡都会成为苏联把新疆说成是”东突厥斯坦”的借口,更何况,新疆毗邻苏联,以及突厥人穆斯林群居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等国家。

习近平时代

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13年,当选国家主席。有时,人们会把习近平的思想称为”新毛派”,但是要谨慎使用这个说法,因为习从不否认文革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也未曾违背毛泽东之后的历任领导人亲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政策。然而,在稳固自己中共总书记的地位、推崇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偶尔推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打压宗教这些方面,他与毛泽东极为相似。

仔细研究习近平对宗教的相关言论与政策后,不难发现,他认为,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已给宗教发展提供了太多的自由空间,导致家庭教会空前发展,更糟糕的是,”邪教”(中共仍把其不认可的宗教定为邪教)组织也得以蓬勃发展,比如全能神教会。尽管前几任领导人一直在全力打击”邪教”,法轮功在中国的规模也因此而大大缩小(但全能神教会的规模没有被削减),但习近平还是采取新措施,宣称要像切掉肿瘤一样铲除宗教,这一口号与20世纪50年代中共打击一贯道的口号相似。然而,时代毕竟变了,为了给自己的迫害行为在国际上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动假新闻运动,并用统一战线来拉拢亚洲和西方的学者、反”邪教”分子(其中一些人是基督徒)和记者等境外支持者。中共发动大规模的国际宣传运动,否认从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用于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还污蔑全能神教会应对2014年的麦当劳杀人案负责(事实上该命案由另一个宗教团体所犯),这是习近平的假新闻国际运动当中的两大恶例。

邓小平对宗教的策略是让宗教慢慢消亡,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习近平显然没有这个耐心,而是决定果断采取措施,全力打击中国宗教的三大市场(红色市场、灰色市场、黑色市场)。中共管控许可的五大官方宗教必须明白,自身的存在不是为了将宗教发扬光大,而是为了将其引向消亡。习近平特别下令严禁未成年人进入教堂或者寺庙,严禁对未成年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以期能够阻止宗教传递到下一代。习近平一如前任领导人所为,抓捕、监禁、残杀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西藏异见佛教徒、「邪教」组织成员,甚至创造了受害者人数最高纪录。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再次遭到无情的追捕,但是令习近平气急败坏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全能神教会。正如其专业反”邪教”的警察所说,尽管全能神教会一直遭到镇压,但是始终在发展,截至2014年,该教会成员人数已惊人地达到400万。

习近平还不遗余力地在境外大举投资政治宣传活动,为其镇压”分裂分子”和 “邪教”组织开脱罪责。中共这样大费周章,有时却适得其反,一些学者公开谴责中共试图收买、操纵学者的行为,习近平试图把令人恐惧的”教育转化”营说成是”学校”,也招致多国的嘲讽。

随着新《宗教事务条例》2017年8月26日颁布、2018年实施,习近平的宗教政策正式制度化,其主要意图也暴露无遗。在五大官方宗教和被查禁的”邪教”之间是所谓的灰色市场,大多数中国信徒加入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以及大量不属于官方协会的穆斯林、佛教和道教等组织,都属于这个宗教灰色市场。

虽然新《宗教事务条例》的全面实施还需要其他补充条例,新条例的核心思想已经清楚,就是邓小平的19号文件已经成为过去,宗教灰色市场因该文件所享受的相关的有限的宽松政策即将告终,同时,新条例向各个家庭教会、非官方的清真寺和寺庙道观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加入官方批准的五大宗教协会,要么沦为”邪教”遭受迫害。在2018年下半年,法律学者开始注意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中国刑法》第300条规定,参与”邪教”属于犯罪,然而,这条法律被法官用来判决那些虽不属于五大官方宗教但也并未被列为”邪教”的宗教团体的信徒。

越来越多属于宗教灰色市场的敬拜场所被拆毁,包括各大教堂、清真寺、佛寺、道观,各处的十字架、佛像,甚至老子像也难逃毒手。一些五大官方宗教的敬拜场所有时也会被拆毁,理由是违反当地法规,或者不顾官方禁令允许未成年人入内。

属于宗教灰市的其他团体被当局简单粗暴地强迫加入五大官方宗教,但是对于天主教,习近平似乎意识到,只要有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宗教组织的全力支持,他的策略对天主教地下教会就不会奏效。因此中共对天主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并于2018年9月22日签订了梵中协议,但其条款却始终保密。理论上来讲,协议的签订可以帮助习近平解决天主教问题,因为在由教宗任命并经中共同意的主教带领下,天主教地下教会应该会逐步与中共管控的天主教爱国会共融合一。然而,协议的实施受到来自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共相关部门的阻挠,同时遭到一些天主教徒的批评。梵中协议究竟能否落到实处,还有待观察。

习近平面临日益严重的国际公关问题。偶尔还会有人相信中共散布的关于”邪教”的假新闻,比如关于法轮功与全能神教会,但是被中共收买的学者已经被曝光,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共的宣传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法轮功不断地在国际上公开谴责中共,维权人士、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抗议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迫害也初见成效,这些都是中共所不愿看到的。一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被关押在非人道条件下的“教育转化”营中,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很显然,比起”邪教”,穆斯林有更多、更强有力的国际支持者。

然而,习近平似乎已经有意识地决定用加大国际宣传力度来回应国际社会的指责,包括传播假新闻,操纵或贿赂相当数量的国际政客、记者和学者。归根结底,对于习近平来说,消除宗教远比改善中共及其政权在人权方面声名狼藉的国际形象重要得多。

图文来源: 寒冬 / 马西莫·英特罗维吉 (Massimo Introv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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