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梵中协议签订一周年

是时候对2018年梵中协议进行一次冷静的评估了。如果说中国的天主教徒都反对这份协议,那有点言过其实,但协议的实际运用确实存在问题,持异议的神父仍遭到迫害,而应当解决的、对信仰自由产生影响的神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作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

浙江省苍南县赤溪镇大门山岛附近沿海路旁的一座天主教堂
浙江省苍南县赤溪镇大门山岛附近沿海路旁的一座天主教堂。( Vmenkov – CC BY-SA 3.0

从2018年梵中协议秘而不宣的内容到2019年梵蒂冈牧灵指导

2018年梵中协议

我承认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2011年,我曾任欧安组织(OSCE,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的代表,负责打击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歧视(尤其关注对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团体成员的不容忍和歧视)。我的其中一条经验教训就是,永远不要低估梵蒂冈近百年来展示的外交能力。梵蒂冈的外交非常特殊,不是几年、几十年前才开始,而是近百年前就已开始。虽然我确实知道梵中两国通过某些与梵蒂冈外交无关的渠道达成了部分协议,但我相信,梵蒂冈的外交官在解读协议时应该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另外,对于那些在梵中协议签订后拒绝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神父和主教,《寒冬》持续详细报道他们受迫害的遭遇。中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方案,目的是让他们在政府部门登记(签一份声明书),加入爱国会,但是至少可以说,从天主教教义的角度看,这个方案是模棱两可的,许多神父和主教出于良心拒绝在(声明书)上面签字。

然后,2019年6月28日,“2019年梵蒂冈牧灵指导“出台。该牧灵指导基本证实了《寒冬》每天报道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徒的境遇,以及我们对中国天主教“问题“评估的两点重要内容:首先,梵蒂冈不再坚持不许加入爱国会,这与一些反对梵中协议的人一直所声称的正好相反。该牧灵指导允许加入爱国会,甚至批准神父和主教在声明书上签字,尽管从天主教信仰的角度来看,那份声明书的内容含糊其辞,只是在签的时候应该附上书面材料(如果可能),或至少口头表达保留意见,申明无论在什么上面签字,绝不持“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立场。“口头表达保留意见就够了“这一说法自然意味着,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在任何声明书上签字。从牧灵指导的内容就能看出,在梵蒂冈看来,中国的神父和主教加入爱国会是正常选择。梵蒂冈认为地下天主教会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即使还存在,罗马教廷也不会承认其教义和信众的地位。

然而,出于良心而拒绝加入爱国会的大有人在,很多神父和主教出于良心原因不愿登记加入爱国会。无论在罗马还是在中国,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说法:梵蒂冈不支持出于良心而拒绝加入爱国会的神父和主教。梵蒂冈内部有许多人认为,这部分神父和主教的地位是暂时的,假以时日就会逐渐消失。但同时,无论支持与否,梵蒂冈在牧灵指导中要求中共“尊重“出于良心而拒绝加入爱国会的神父和主教。对于他们的选择,罗马教廷既不强求,也不禁止,也就是说,加入爱国会不是强制要求。

可中共不这么解读,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恐吓、骚扰、威胁、关押出于良心而拒绝加入爱国会的神父和主教。中共认为,2018年梵中协议意味着中国的所有天主教徒都必须加入爱国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甚至比主教的任命还要关键,而在任命主教这一点上,梵中双方似乎已经找到了临时的解决办法,但在选谁、教宗最终任命谁一事上,中共的意见似乎比梵蒂冈更重要。为了与中国政府维持良好关系,罗马教廷可能不会鼓励或公开支持出于良心而拒绝加入爱国会的信众,但是罗马教廷呼吁,他们应“得到尊重“,而不应被抓坐牢,同时强调,强制要求神父和主教都加入爱国会的说法是对梵中协议的误读。

有多少人出于良心而拒绝加入爱国会,我们不得而知

协议内容自然是秘而不宣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一种解读才是正确的。然而,若我们对梵蒂冈的信任比中共多一些,也许还能被体谅。《寒冬》自己持什么观点?尽管我们专门揭露、公布中共关于宗教的秘密文件,但我们也不知道2018年梵中协议的内容。不过,我们的确看到它产生的影响。我们试图避免两种偏激观点,这两种观点均源于意识形态立场,而非出于对中国形势的真实评估。有些人说,几乎所有的中国天主教徒现在都“反对教宗方济各“,认为教宗“背叛“了他们,还把他们“出卖“给了中共。值得怀疑的是,散布这种观点的通常是部分天主教徒,他们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只是碰巧在一些完全不相干的问题上不赞同教宗方济各罢了。还有人说,中国天主教徒好得很,梵中协议给中国天主教带来了第二春,他们认为,凡说中国还存在宗教迫害的人都是反教宗、反中共的,或许这是美国的宣传。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忽视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共对持异议的神父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

事实介于以上两种情况之间。出于良心而拒绝加入爱国会的神父和主教正遭到迫害,他们觉得梵蒂冈没有为他们撑腰,他们认为光有牧灵指导和其他声明还不够,与他们所作的权衡相反,那些与教宗关系密切的梵蒂冈高官、知识分子和记者发布声明,称爱国会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组织,还称加入爱国会(以后有可能会改名)是所有中国天主教徒不可避免的命运。多年来遭受的迫害使中国天主教徒不再相信爱国会和中共。中共不断骚扰所有拒绝登记加入爱国会的人,使他们更确信自己的疑虑是对的。

另外,出于良心拒绝加入爱国会的人占多大比例,至今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寒冬》之所以报道他们的遭遇,是因为他们由于信仰的选择而遭到迫害,与其他受迫害的少数群体一样,他们的人权和信仰自由也应得到保护。然而,我们无法确定在梵中协议签订之前大多数不属于爱国会的中国神父和主教是否都是出于良心而拒绝加入爱国会的,但我们又不能说不是。总之,就是没有可靠的数据。

原则问题

除了每天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上(甚至可能比这更早),天主教会已接受现代人权宣言,承认人权是普天下人民的权利,不因宗教信仰而改变。随着梵蒂冈大公会议发表《信仰自由》(Dignitatis humana)宣言,天主教郑重声明,信仰自由是​​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建立在人类的人格尊严的基础之上,与宗教信仰的选择本身无关。《信仰自由》宣言教导称,信仰自由意味着无论男女都有权选择宗教信仰,国家不能因此而骚扰他们。虽然天主教会认为某些选择比其他选择在教义方面更具有价值,但强烈要求国家不要在人们选择信仰的过程中横加干涉。

今天,人权和信仰自由正受到侵犯。某些穆斯林国家、俄罗斯及中国的政治理论家坚称我们熟知的,包括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并不是普世的,而是属于西方的,或美国的。他们的说法五花八门,声称人权从文化层面上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合阿拉伯国家、俄罗斯或中国的人民。

他们这些理论与《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我认为它们与《信仰自由》宣言也不相符。然而,当普京声称俄罗斯有自己的传统,西方不能将自由民主和人权强加给俄罗斯时,一些(主要是右翼)亲普京的天主教徒认为普京是正确的。另外也有一些(主要是左翼)亲中共的天主教徒认为习近平是正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与西方秉承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明文规定的人权是有所不同的,他们还认为,欧盟、美国的信仰自由与中国的信仰自由不能同日而语。一本由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亲自写序言和祝圣的书已由一所梵蒂冈大学出版,书中有几篇文章含蓄地提到了这个理论

帕罗林枢机说没有哪一个中国天主教会自甘沦为地下教会,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天主教徒都不愿意遭到迫害,都想能够公开活动,他说的这些是正确的。然而,政治问题的背后通常是假设的理论问题。天主教会接受现代普世人权机制,这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对,在诸如梵蒂冈与中共一起执行一份协议(这似乎是梵蒂冈梦寐以求的事)有何利弊这类特定的事上,人们可能真的要暂时保持沉默,但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目前对天主教出于良心拒绝加入爱国会的人以及许多其他宗教信徒的迫害在道义上让人无法接受。如果我们根据殖民主义者和东方学专家的理论,说天主教会支持普世人权机制是个错误,那么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所确定的整套天主教社会教义应该废除。

非天主教信徒也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假设的理论,一方面是政治问题。《信仰自由》宣言中的“信仰自由“这个概念带来的结果是,旧的教会自由(libertas Ecclesiae)理论已经不再是可接受的天主教教义,因旧理论暗示天主教可以享受信仰自由,其他宗教有没有自由不重要。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天主教会不再满足于只有自己享有自由,无论哪个宗教团体的信徒遭到迫害,天主教会都会发声,不是维护受迫害者的教义(天主教徒可能强烈反对他们的教义) ,而是捍卫那些因信仰而遭到关押、酷刑甚至杀害之人的人格尊严。天主教《信仰自由》宣言的潜台词是:如果家庭教会基督徒、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全能神教会信徒继续遭到中共的迫害,即使中共对天主教徒网开一面,中国的天主教徒(不是指出于良心拒绝加入爱国会的信徒)也不应对中共迫害宗教的现状置之不理。一些信仰天主教的亲中共记者把这些团体说成是“极端分子““恐怖分子““美国特工““邪教组织““罪犯“,这不是在解决问题。首先,这些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其次,如果有一个显然没有犯过罪但遭到迫害的团体,那么可以表明,这个团体遭到迫害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是中共妄图压制各种形式的独立宗教团体。

我能理解,对于一些梵蒂冈官员来说,与中共签订一份协议历史意义重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很多东西都可以牺牲。但问题是,自从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天主教会一直持守《信仰自由》宣言中关于信仰自由的普世性,信仰自由与教义和信仰无关等主要内容,有力回击了右翼“传统主义者“的批评,现在为了这份协议,是否准备反驳或否认这些内容?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从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开始,天主教会一直认为,如果在中国可以自由传教,那么应该有非常多的中国人加入天主教。我所提到的这本书对2018年梵中协议表示遗憾,承认中国的天主教境况不容乐观。基督教家庭教会(我还想补充诸如全能神教会此类基督教新兴宗教团体)的发展相当惊人,但天主教会却停滞不前,甚至信徒在流失。社会学理论早有预言——当一个政权剥夺信仰自由时,支持政府的教会将会流失信徒,因为这些教会被那些批评这一状况的人(极有可能就是他们教区内利益受损的信众)视为反自由的。在中国,存在一种风险:一个被视为亲中共的天主教会为其信徒争取(有限的)信仰自由,结果却发现所谓的信仰自由是​​一张空头支票;一个向无神论政党示好的天主教会,是绝不会考虑大多数寻求信仰自由的中国人的利益的。信仰自由,这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无法给予的东西。

来源: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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