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天大 中国新闻自由遭严厉打压

03 / 05 / 2020
世界新闻日
(自由亚洲电台制图RFA)

本周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而仍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得这个日子更显重要。作为疫情发源地,中国打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战“疫”,也涌现出一批试着去记录真相的人。但在这个信息传播极不自由的国度,这些敢言者的命运令人唏嘘。

“到了这一步,我觉得我不被带走、不被隔离也不太可能了。”

这是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李泽华。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只身逆流而上,进入武汉,通过海外油管频道报道他在武汉的所见所闻。他录制这段视频时,国保正在门外要他开门。

“但是我想澄清的是,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无愧于我的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无愧于我学的传媒。我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有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李泽华,今年25岁。”

拍视频的人

从央视辞职的李泽华今年二月前往武汉,先后走访了在封城前夕举行“万家宴”的百步亭社区、宣称“天价招聘搬尸工”的当地殡仪馆等地,并把视频发到了他的油管频道上。2月26日,他驱车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却被不明车辆追堵,当晚就在家中被带走。

就在上周,失踪了近两个月的李泽华终于现身。他在网上发视频说,他事发当天被带到了一家当地派出所。在被审讯了一天后,警方告知他“不予处罚”,却以他曾到过高危疫区为由,对其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强制隔离,期间有专人看守。三月底隔离结束后,他就回到了家人身边。

如果说李泽华算是逃过了一劫的话,另一些“敢言者”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将至之际,本台记者通过采访多位前公民记者、独立媒体人、民运人士、武汉市民和学者,盘点了疫情期间被噤声的中国公民。他们的遭遇告诉我们,在这场疫情期间,北京当局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打压。

美国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关押了四十八名记者,另有一人失踪。

现居华盛顿的前中国“新公民运动”参与者袁冬说,北京当局打压公民言论的力度近期再创新高。

“在这场疫情来临后,中共管控言论的手段跟过去基本没有区别,但它的力度更大了,当局对这些自媒体人见一个抓一个。”

除了李泽华,袁冬提到的“自媒体人”显然还有方斌和陈秋实。武汉市民方斌因修炼法轮功,长期遭到当局迫害。他在最近一次被捕前,曾经营一家汉服公司。疫情爆发后,方斌凭着他对武汉的了解,第一时间深入当地社区,探访事件真相。惹了他大麻烦的似乎是一段他2月1日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拍摄的视频。

“武昌殡仪馆(殡仪车上)的尸袋现在又多了。刚才有三个,现在我数一下尸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个。这儿死了这么多人啊?”

当晚,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就以“测体温”为由闯入他家中,并将他带走。湖北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发消息说,警方随后对方斌做了笔录,并警告他不要再私自调查疫情、发布相关视频,随后将他释放。

2月9日,也就是方斌再次失联的前一天,他发布了一段十几秒的视频。视频中,他念出了自己写下的八个大字:“全民反抗,还政于民。”据悉,武汉警方次日破门而入,再次把他抓走,至今他仍然下落不明。

另一位失联的公民记者是在国内被称作“文艺律师”的陈秋实。由于他去年夏天到香港拍摄并上传了一些“反送中”运动的视频,他年底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他已被限制出境。

1月24日大年初一,陈秋实以公民记者的身份抵达武汉,随后走访了全市各大医院、殡仪馆等场所,并上传了相关视频。

一个星期后,陈秋实在一段题为“资源紧缺,疫情紧急”的视频中表达了自己的不安,直指“我前面是病毒,我后面是中国的法律和行政力量”。但他表示,这不会动摇他的决心。

“只要我活在这个城市,我会继续做我的报道,我只说我看见的和听到的。我今天把狠话撂在这儿,我连死都不怕,我怕你共产党吗?”

2月7日凌晨,陈秋实的母亲在网上发视频说,陈秋实当晚准备去方舱医院,之后就失联了。他的一位好友随后表示,陈秋实已被当局强制隔离。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下落不明。

认识陈秋实的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表示,这几位公民记者对外发布消息是为了填补官方的信息空白。

“他们只不过是在关注中国疫情中心武汉成了什么样子,当地市民又遭受到了什么样的不幸,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写文章的人

比起那些在外面用视频记录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还有一群动笔杆子的中国人冒的是另一种风险,但他们同样难逃被噤声的命运。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武汉作家方方了。

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她在封城后不久就开始写日记,随后两个月里几乎从未间断。在字里行间,方方谈到了亲友的近况、口罩的紧俏、患者的逝去和人间的大爱。尽管众多网友赞赏方方的胆量和毅力,也有一些人表示她是在散布负面情绪,无益于抗疫。

四月初,武汉宣布“解封”,方方日记的英文版和德文版也在网上开始预售。新书消息一出,更是激起了国内左派的讨伐。有人说,这些日记将会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一把屠刀”。

方方当时则在微博上说,网上对她的人身攻击像极了文革,她说什么都会被叫骂。

武汉市民刘东东周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网络封锁,他直到当天才从本台记者口中了解到上述三位公民记者的存在,可见国内消息渠道的匮乏。

即便如此,刘东东说,在封城的那段日子里,他在微博上读完了方方日记。在他看来,方方这样的人实在难得。

“她敢于以一己之力为老百姓说话。中国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作为一位退休人员,方方能够出来说话,这就很了不起了。”

比起方方这位还算是体制内的人物,另一些笔者的遭遇似乎更为严酷。

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一月底在网上发表《劝退书》,奉劝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退位。许志永在文中痛斥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疫工作“一片狼藉”。他还说,疫情初期,当局选择封杀消息、隐瞒疫情,非典的“前车之鉴”近在眼前,而习近平却视而不见。二月中旬,许志永在一位广州律师家中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今年三月,人称“任大炮”的北京房地产大佬任志强疑似在网上发文说,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还痛批中共极权体制对防疫工作造成的威胁。尽管任志强尚未证实此文为他所写,但外界普遍认为,这的确是他的文笔。4月7日,北京当局发公告说,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前中国公民记者周曙光认为,与近期被失踪的几名公民记者相比,许志永和任志强对当局的批判更直截了当,他们的下场可能也会更惨。

“许志永和任志强对中共持有非常激烈的批评。我相信他们作为异见人士,一定会被打压。其严重程度可能会超过方斌和陈秋实,而且显然已经超过了李泽华。”

传消息的人

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不但对公众人物进行打压,也对普通民众间的信息交流严加管控。本台采访的几位国内外不同背景的人士普遍认为,当局的行为明显违背了人之常情。

几个月前,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之死就让无数人意识到了国内言论自由的贫瘠。去年年底,这位34岁的医生在微信同学群里发布了一条武汉出现非典冠状病毒患者的消息。很快,他就被警方训诫。此后,他仍然坚持接诊患者,直到感染新冠肺炎而住院。在被确诊后不久的2月7日,李文亮在他的工作单位去世。

当晚,不但众多官方机构、民间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发了悼文,微博上甚至还短暂出现了“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话题标签。

中国公安部表示,截至2月21日,各地警方查处了5500多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及有害信息的案件。国际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上个月发报告说,他们近期收集的近900起相关案件显示,这些涉案人员都是因为在网上发表或分享关于新冠疫情的言论或信息而被处罚的。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HRIC)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千方百计地试图垄断国内信息渠道,这让民众几乎丧失了核实信息的能力。因此,“散布谣言”的这宗罪到头来不在民间,而在朝廷。

“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方要求民众不造谣、不传谣,但当局为了政治需要,官媒‘造谣’实际上都是家常便饭了。”

当局对未经过滤的信息如此敏感,就连对其备份都不被容忍。近日,蔡伟、陈玫和小唐等三名北京公益志愿者陆续失联,其中两人上周已被证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他们此前都是“端点星”网的志愿者,这家网站备份了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面被删的文章。

2月7日,也就是武汉市民方斌失联的前几天,他在一段视频中慷慨激昂地呼吁人们践行言论自由,而这股力量是无穷的。

“所有清醒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力量。从今天开始,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要把真相传播出去。今天的武汉肺炎,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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