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欧盟怯于直面中国

欧洲议会近期的一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和政治家们错失了一个将尊重人权置于优先事项首位的绝佳机会。


今年五月下旬,欧盟成员国将进行欧洲议会换届选举。自然而然地,热门话题一个接一个被谈起,其中之一无疑便是欧盟现在以及未来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国等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方面,中国这个亚洲巨头公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权力以及对外影响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因其众所周知的经济飞速增长俨然已成为世界主角,但它近期制造业产出放缓,人民币兑美元比率下降,再加上与美国的关税冲突(欧盟也感受到了其所带来的影响),其颓势已显。

因此,组织一场题为”中欧关系中的政治价值观“这样的研讨会很有必要。此次研讨会由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德国籍社会民主党议员乔·莱恩(Jo Leinen)和副团长、德国籍绿党议员包瑞翰(Reinhard Butikofer)组织,于1月30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的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大楼内举行。会上发言者有里加的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白乌娜(Una Aleksandra Bērziņa-Čerenkova)、巴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范文丽(Alice Ekman)、德国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胡谧空(Mikko Huotari)、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的泰马斯‧阿提拉‧马图拉(Tamas Attila Matura)、希腊雅典的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的普拉门‧提勒马科斯‧顿切夫( Plamen-Tilemachos Tonchev),以及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鲁利格(Tim Nicholas Ruhlig)。

人权并非首要议题

即便会被人笑话太天真,笔者还是期望,各国之间在就政治与商业关系谈判时不要忽视对人权以及人的基本自由的尊重。如果说两个专制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比较容易相互理解,那么,民主国家希望自己潜在的政治伙伴、经济伙伴起码能尊重自己所遵守的民主制度规范,这也合情合理。如果一个国家任意监禁、折磨、虐待甚至杀害其公民,怎么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能应付得来的国家呢?并非道德高尚者才明白,与每天践踏人类尊严的国家进行交易于己不利,这个道理就连愤世嫉俗者也懂。商业往来是建立在信任、守约、透明和尊重规则的基础上的。如果与一个惯于法外行事、撒谎欺骗、压制公民而非造福公民的背信弃义、两面三刀的合作伙伴维持商业往来,这在经济上会具有多大的风险(且不提其危害性),对此大家其实心知肚明。

那么(就当我前面说这些是故作天真罢),在探讨欧洲民主国家与像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何不将人权作为首要议题呢?1月30日于布鲁塞尔举行的这次研讨会却不曾做到这一点。


增加筹码

会上确有只言片语说到人权,也提到了一些事,但仅此而已,于不动声色中这个话题就被叫停了。那些进行干预的学者似乎有意识或下意识地知道,有些限度不可逾越。可能有人会说,这就是学者做事的方式,他们自我表达的方式异于社会活动家。话是不错,但只说对了一部分。学者的做事方式确实与社会活动家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另一方面,只要学者们愿意,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把话说明白。他们的方式自然会与社会活动家有所不同,但肯定不会不如社会活动家坦率。

毕竟,在布鲁塞尔的研讨会上,胡谧空就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与欧盟国家习以为常的标准格格不入。白乌娜也指出,中国政府统治国家的模式以及北京对待国际法的嚣张态度令拉脱维亚人不敢苟同。马图拉表示,如果说匈牙利看好中国,那捷克共和国和波兰的情况则与之不同,这两国社会对”北京模式”颇不耐烦。他补充道,所有的评估都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与其公民的价值取向加以仔细区分。范文丽适时指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可将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每次都需要确保理解其用语的真实含义:权利、法律、政府和自由,这些词语在中国均有着与欧洲不一样的含义。

既然研讨会上发言的这些学者都感到了些许不安,并且也多少在会上有所透露,我们何不打破陈规(容我继续故作天真),优先讨论能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与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合理议题呢?简而言之,我们为何不能以此为出发点而明确表示,只要中国政府不改变其对待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态度,就绝口不谈合作?

当然(天真到此为止),在全球化的时代,独善其身是行不通的。很明显,无论喜欢与否,世界其他各国都必须正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是,将尊重人权的要求摆到桌面上,以此增加筹码,也同样是有效的。若有人以为这样做会令中国拂袖而去,那就错了。因为通常情况下,要交易就必须至少有双方才行。

两次波折

因此,某些自我审查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对于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学者来说,开诚布公并不会带来多大风险。即便被人看作理想主义者,公开发声也是值得的,反正他们不在政界,仗义执言反而还可能令其受益。

不过,对于政治家而言,这么做所面临的风险可能会比较高。他们毕竟需要遵循意识形态方面的议程,也不欲随性而行。笔者这样说有些恶作剧,但周三布鲁塞尔研讨会的结尾坚定了本人的这个想法。

大概在研讨会结束前三十分钟,所有发言者均已演讲完毕,担任协调工作的包瑞翰先生宣布进入问答环节。他收集了公众的问题,然后让各位发言者进行回答。在众多问题中,有两个触及了隐藏的问题核心之所在。第一个问题是由德国慕尼黑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瑞恩·巴里(Ryan Barry)所提出的。他询问有关(至少)一百万维吾尔人因宗教和种族原因而被非法拘禁在新疆”教育转化”营中的消息是否在发言者所提到的欧洲国家中得到了反响,这也是这个问题首次被提出。另一个问题是一位中国女士提出,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行共产主义政治主权,企图完全控制、愚化民众,这是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但不知道政治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之后,事情有了两次波折。

第一次是关乎包瑞翰对问答环节的处理——他总结了所有观众的问题,并邀请各位发言者选择自己喜欢的问题进行作答,却从中略去了上面提到的关于维吾尔人和共产主义的这两个问题。然后,他让发言者按照与第一轮发言相反的顺序轮流回答问题。结果,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回答,但上面两个问题除外,这可能是因为主持人将这两个问题略过了。就这样,时间到了,一名与会人员向包瑞翰示意要离开会议室去参加随后的活动,就在此时,胡谧空再次发言。第二次波折出现了——他重新提起了关于维吾尔人的那个无人回答的问题。他是值得赞扬的,然而遗憾的是,没有时间让他继续。散会了,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那个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干脆再无人提起。

来源:寒冬/马可·莱斯宾蒂(Marco Respi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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