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天主教会

当今中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天主教会
油画:《拿破仑加冕》(公共领域)

《亚洲新闻》一篇报道对2018年梵中协议的成本”效益“进行了大胆分析,让人们想起拿破仑企图掌控教会的前车之鉴。

马可·莱斯宾蒂(Marco Respinti)

中国前总理周恩来(1898-1976年)有一句名言。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 1913-1994年)历史性访华期间,周恩来被问及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他回答说“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普遍认为周恩来这句话指的是于1789年爆发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法国大革命。后来,那次中美领导人会晤时一同在场的美国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W. “Chas” Freeman Jr.)指出,其实周恩来当时指的是法国1968年那场骚乱。但无论周恩来指的是这两者中的哪次事件,他说的都没有错。即便是今天,要评价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运动所造成的破坏与后果都仍”为时尚早“(很有意思的是,”五月风暴“中很多人自称为毛主义者);而法国大革命首开政治革命的先河,就连共产主义革命也与此密切相关。所以,要说法国大革命什么时候会失去影响力——如果这一天会到来的话——也为时尚早。

200年前法国的反天主教思想

共产主义的鼻祖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年,德国人)非常热衷研究法国大革命。他曾严厉地批判法国大革命,称其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如此,他仍非常感谢法国资产阶级,因为大革命前的法国是由天主教会和当权贵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友好“同盟所共同维持的以天主教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而法国资产阶级在竭力推翻这个”旧制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马克思很清楚,法国大革命应是一个需要几个世纪来逐步推进的过程,而”急功近利“注定使革命失败。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包括格拉克斯·巴贝夫(Francois-Noel “Gracchus” Babeuf, 1760-1797年)和记者雅克·埃贝尔(Jacques-Rene Hebert, 1757- 1794年),只是他们生不逢时,很多年后,他们所幻想的集体主义社会才在世界多地日渐发展成熟,而他们当初则抱着幻想被法国恐怖主义分子送上了断头台。恐怖主义分子是大革命期间暴力行为达到高潮时,主要革命党派对施行恐怖统治的激进派的称呼,而那两位共产主义先驱却一边对他们表示赞赏,一边批评他们仍不够激进。

两个世纪前爆发的这场法国大革命开创了现代国家制度。大革命的构想今天来看无疑是过时的,但革命时期的法国是首个尝试全面实施极权主义并且取得成功的国家。革命时期的法国是历史上第一个极权国家,也是第一个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随后我会再谈这个问题)。

当革命政府的统治血腥、荒谬到极点时,法国各地整个社会都起来反抗。1793年,全国曾一度有60%的地区起来共同武装反抗巴黎的中央革命政府。其中最出名的叛乱发生在法国西北海岸被历史学家称为”军事旺代“的地区,该地区比原本的旺代省(叛乱的发源地)要大得多。

从本质上说,旺代叛乱是天主教徒为了捍卫信教权利对极权政府的一次反抗。

巴黎的革命政府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实施了一系列毁灭性的反天主教措施,其中包括修道院国有化,没收教会财产,攻击修士修女,打压宗教团体,屠杀信徒、神职人员以及残疾人和穷人(1792年发生的著名的”九月屠杀“可与1939年至1941年期间德国纳粹对残疾人实施安乐死的T-4行动相提并论)。极权统治达到高峰时,法国革命政府强迫天主教教士宣誓效忠政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宗教问题等各方面服从政府;在巴黎,他们还戏剧性地把路易十六(1754-1793年)送上了断头台。事实上,对这位波旁王朝国王的处决被渲染成是对神权的严重打击:因为不可能直接攻击天主本身,所以那些革命党就试图攻击神权在地上的”代表“,即国王与教宗。

实际上,自中世纪盛期以来,法国人民对君权神授一直深信不疑,认为国王代表天主行使政治权力,以捍卫自由、正义、仁爱以及宗教信仰。但法国革命党却希望尽快取消罗马教皇的职权,他们将教宗庇护六世(Pope Pius VI, 1717-1799年)驱逐,后将其俘虏至法国,一直关押到1799年8月29日逝于瓦朗斯。之后,精明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年)悄然成为法国大革命成果真正的继承人,并驱逐教宗庇护七世(1742-1823年),直到这位法国暴君在几次重要战役中战败后,庇护七世才得以自由。

永远不要反对政府

1972年周恩来所说的那句被误解的话并不是法国大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间唯一的联系。2018年梵中协议表明了两者之间更密切的联系。至少,来自中国北方的学者李若翰(化名)是这样认为的。他将这份临时协议与拿破仑同庇护七世签署的《政教协定》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惊人地相似。李先生撰文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在《亚洲新闻》(AsiaNews)上以英文、中文、西语、意语四种语言发表。《亚洲新闻》是宗座外方传教会官方通讯社,主编贝尔纳多.切尔韦莱拉神父(Father Bernardo Cervellera)被公认是研究中国天主教问题的杰出专家。

在详细介绍了法国大革命残酷又蛮不讲理的反天主教政策后,李若翰意味深长地将话题指向了法国企图控制教会的重大变革在实践中是如何彻底失败的。他写道:”1790年7月12日革命党人颁布的《神职公民组织法案》核心条款包括:第一,重新划分法国的教区。在大革命之前法国拥有134个教区,大革命时期透过这个革命法案宣布将合并天主教教区。将原有教区按照法国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合并,合并之后变成51个教区。第二,主教自选自圣。法国将设立一个首席主教,所有的主教都要从法兰西的首席主教中领受圣职。主教将由教区神职选举产生,主教的选举由神职人员和地方代表进行,平信徒可以参与主教的选举。第三,法国的首席主教由法国政府提名,不再由教宗任命。第四,非常重要的是法兰西境内所有神职人员包括主教和神父必须要宣发一个誓言,叫‘忠诚誓言’。只有在宣发这个誓言之后,法国的神职才可以公开履行职务,拒绝宣发誓言者当处于非法状态,将不被法国国家所认可。他们将是 命的敌人,将要接受法律的惩处“

李若翰继续写道:”当时法国有131位主教,134个教区,三个教区主教空缺。”然而,“131位主教中只有四位主教签字,四位主教当中又有两位是已经还俗的人士“,其中包括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 1754-1838年),他”后来被法国革命政府任命为首席主教,主持了一系列的祝圣事件“。而底层的神职人员中,”法国大约十万名司铎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宣誓加入了公民誓约,但是还有三分之二的神职拒绝加入,这批人形成了非宣誓派。 “最终的结果是,”法国的信友开始离开教堂,他们拒绝从宣誓的神职手中领受圣事。而那些拒绝宣誓的神职则转而走入了法国的乡间,他们在教友家中秘密地举行弥撒圣事,形成了法国非宣誓派的神职。“

天主教徒为保护遭受残酷迫害的拒宣誓派教士们,最终在旺代揭竿而起。这次起义是为了信仰自由而战,贵族们也积极地站在这些农民一边。他们自豪地把念珠挂在脖子上,胸前有耶稣圣心的画像,这成了他们统一的服饰。当时,革命政府又在做什么呢?政府下令”摧毁旺代“,对旺代起义军赶尽杀绝,将宗教与自由从那片土地上彻底扼杀,不留蛛丝马迹,同时给所有法国人一个教训:永远不要反对政府,否则就要付出种族灭绝的代价。革命党用亵渎性的”世俗仪式“处死了成千上万人,修士修女则首当其冲。被杀害的人中还有妇女和儿童,其中,孩童因未来可能会成为反叛者而被定罪,妇女被判处有罪就是因为她们生育了未来的反叛者。旺代大屠杀从1793年下半年开始,直到同年12月旺代起义军战败后仍又持续了半年之久。

如此协议,真的值吗?

李若翰在他的文章中不忘提及当时的法国教会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由政府成立的官方教会,无论是从与信徒的亲密程度还是从信徒的人数来讲,这些教会都非常不受欢迎;另一派则是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尽管他们遭到骚扰和迫害,却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两派教会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分裂一直持续到1801年。当年,拿破仑认为若再不解决这种局面,他要绝对控制法国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的美梦就要破灭。

因此,拿破仑这个暴君主动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向圣座提出一份协定——1801年7月15日,双方在巴黎签署了该协定。李若翰解释道:”在这份协定中,法国政府承认罗马天主教是法国绝大多数民众所信仰的宗教;天主教与法兰西民族历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法国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法兰西多数民众信仰的宗教,理应可以自由地实践和信仰。“

然后,这位中国学者说:”这一点,看起来很好,似乎恢复了法国教会的自由。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要求教廷重新划分教区。在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法国的134个教区被强行重新划分,教廷始终没有承认法国政府单方面的举动。但是与拿破仑签订的《政教协定》中,教廷被迫作出了让步,对于法国的教区重新进行规划,与法国的行政区域合并,并且建立了一些新教区。由原来的134个教区变成了60个教区,其中10个为总主教区。一切法兰西的主教,不管是昔日发过誓的官方教会的主教还是拒绝发誓的非官方教会的主教,必须要全部退职。法国的国家元首,就是拿破仑,有权力提名主教,但是却要教宗赋予神权。对于主教的人选,用时下最流行的话就是政治上靠得住为首要条件。法兰西的一切神职人员,不管是主教还是司铎都要发一个忠诚于国家的誓 言。教会也声明放弃大革命以来被没收的教产。作为对教会损失的补偿,法国政府将要承担法国神职人员的生活费用,为他们提供薪水补助。主教必须和当地政府合作,进行教区和堂区的重新划分。“

归根结底,圣座未能达成所愿,而是拿破仑大获全胜。拿破仑总是一次次取得胜利:他曾战败,又被赶下王位,之后还被流放,但他都能卷土重来,甚至死后灵柩还被重新迎回巴黎。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晚年所料,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的反天主教革命激情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并且日渐高涨,逐步向左翼思想倾斜,梵蒂冈与法国后来又多次签署政教协定,但无一例外都是以拿破仑与庇护七世签署的这份政教协定为模板。在拿破仑模式的启发下,很多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也屡次尝试使本国的天主教会与圣座脱离关系,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我们这里说到的中国,二者只是分离程度不同,手段则都是软硬兼施,随机应变。

那两百年前的天主教会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吗?现在回头看,所有错误的决定都变得一目了然,但这也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至于中国的问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和一个问题。事实上,如果天主教会变成了少数群体,并且是受到迫害的少数群体,那圣座就当以保护信徒为首要职责,哪怕这意味着其本身不得不咬紧牙关勇敢面对。虽然有些人愿意为此殉道,但是他们不能强求别人殉道。而所说的问题即李若翰对当今的梵中协议所提出的问题:”教廷是否有信心不会重蹈覆辙,让这历史的悲剧重新上演?“其实,中国政府每天镇压宗教的实际行动都是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来源:寒冬马可·莱斯宾蒂(Marco Respi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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